世界大变化和中国外交
——吴建民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上的演讲
作者: 佚名  阅读数: 10631 

    人物名片:吴建民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在他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驻外生涯长达25年。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吴建民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中国外交是中国内政的延伸,外交的目标、主导思想要根据政策的变化作及时的调整。我就给大家讲这三点:正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紧跟时代主题以及中国外交的大发展。
   
    正确认识世界至关重要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有着深远影响的“百家争鸣”时期。第一次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那次“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有些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第二次“百家争鸣”,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实质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16艘军舰,两万五千人,就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鸦片战争给了我们非常惨痛的教训。这时候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
  现在的中国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我们开动脑筋,积极思考。
  认识世界对于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制定正确的方针,至关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45月8月28日到11月11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议”协定。协定是签订了,但是蒋介石是不准备执行协定的,他是准备打战的;毛主席心里有数,对这个问题做了很深刻的分析。
  那个时候世界形势怎么样?二战结束以后,世界上一种格局非常明显,就是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形成了,就是所谓的冷战。1946年3月5号,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到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市去演讲。这次演讲,西方世界很重视,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陪同,有些历史学家更将丘吉尔的这次讲话作为冷战开始的标志。世界上议论纷纷:有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有的说美苏会妥协。
  中国怎么办?那时中国革命处在关键时刻。1946年4月,毛主席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针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对三个问题作了鲜明的回答。第一个问题:世界大战,毛主席说会推迟;第二个问题:美苏会不会妥协,毛主席说肯定会妥协,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该怎么办,毛主席坚定不移地说,资本主义世界里,人民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不能因为美苏妥协了,我们就妥协。
  毛主席的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二战时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立下了丰功伟绩,战后斯大林的威信飙升,人民非常崇拜他。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的优秀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这是一个现象,中国也这样。斯大林的威望很高,但是他有一个毛病,他认为,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必须围着他转,苏联干什么,其它的都要跟着跑。1931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反法西斯运动。但是1939年8月23号,苏联和德国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发了另外一个文件,要求各国停止反法西斯斗争。这个是荒唐的,但是他当时就是这么搞的。
  毛主席坚持我党的独立性,对三个问题作了鲜明的回答,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世界的认识正确了,对自己认识正确了,方针就正确了,中国革命就会大踏步前进。
  但是我们也有认识错误的时候。1947年,美国搞了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很了不起,拿出了130亿美元,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不得了的钱,90%的援助费是赠款,10%是贷款。表面上看,美国人很慷慨援助欧洲,但这是双赢的。二战后的欧洲很穷,但是从48年到52年,马歇尔计划实行后,在52年的时候,欧洲的工业生产超出了战前水平的34%,农业生产超出了战前水平的10%。
  当时占据全球经济大部分比例的是西方世界,而我们在1958年却说他们一天天烂下去。对世界的形势估计错了,国内的政策也错了。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整整经历了十年浩劫。所以说,对世界形势认识错误,对国内形式认识错误,制定的政策方针错误,中国人就倒大霉了。
  1973年3月,邓小平同志抓国务院工作时候,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大对外合作。而这个主张处处受到“四人帮”的抵制、刁难。1974年10月,当时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和江青就有一次激烈的争论。当年,上海造了一条船,叫做“风庆轮”———一艘一万吨的货轮,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到澳洲跑了一圈。回来之后,被“四人帮”的“宣传机器”吹得震天撼地,称为“万吨巨轮、扬眉吐气、周游世界”。中国人做出这个东西是一个成就,但是“四人帮”宣传的目的就是完全拒绝同外国合作。江青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当时邓小平讲了几句话,堵得江青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说:“1920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坐的是五万吨的客轮。过了54年,我们才造出一万吨的货轮,有什么吹牛皮的?现在人家都已经几十万吨的油轮,我们万吨小轮差不多。”
  1978年三中全会前,10月22号到29号,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由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要换文,换文就是互相交换批准书,不换文则这个条约无法生效。小平去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看看日本现代化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参观的第一个企业是日本的日产尼桑汽车制造厂,非常认真听他们介绍,然后比较日产尼桑的劳动生产率和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劳动生产率,发现日本是我们效率的几十倍。邓小平感叹了一句: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现代化。后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方针———改革开放。
  只有了解世界,才能制定出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方针政策。今天,我感觉世界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中国也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正确地认识世界太重要了。

    紧跟时代变化的步伐
  世界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时代变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20世纪很长时间里,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16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他作了这样一个论断: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在很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主独立解放的革命,都证明了列宁论断的预见性,而且这个论断对这些革命都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时代的特点同世界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的。中国第一个发现时代变化的是邓小平。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讲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天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
  研究外交的人都知道,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了不得的变化。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战争是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
  1965年8月,我在国外工作了4年回到国内,领导把我分配在外交部的翻译室工作。有一天,领导通知我:9月29号,陈毅副总理要在政协礼堂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老总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件事情,异乎寻常。那时候驻北京外文记者全去了,中国记者也全去了,政协礼堂坐得满满的,我也坐在下面听。1965年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非常严峻:1962年跟印度人打了一仗;1965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更重要是,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屯兵。陈老总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战争问题是必须要谈到的,当记者问到战争问题,陈老总激动起来,他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头发都等白了。”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了以后,1964年中国爆炸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后来又爆炸出氢弹,卫星又上天了。中国人发展“两弹一星”很不容易。
  而60年代正是苏联领导层霸权主义上升的时期,苏联领导对中国把核武器倒腾出来很不满意,想处理中国的核武器问题。当时是两极世界,要做这个事情要跟美国打招呼,试探美国人之后,美国摇头。
  解决国际争端无非两种办法:谈判和战争。美国人不赞同打,那就得谈。60年代末,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1969年9月3号,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周恩来总理马上到河内,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临走的时候说,举行正式葬礼的时候,我们派党政代表团来。
  9月8号,中国的党政代表团到了河内,是李先念同志带队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之后,宣布了一条纪律:见了苏联人,不打招呼、不握手、不讲话。代表团看到样子有点像苏联人就躲得远远的。
  9月9号,葬礼举行。巴亭广场上,五十万人放声大哭,哭声震天。苏联也派了党政代表团,是柯西金带队的,柯西金有话想对李先念说,但是距离太远,李先念没看到。所以葬礼结束之后,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把话传过来,说能不能在回国途中,停机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李先念一听这个事情,马上报告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内回电同意柯西金停机北京机场时候,柯西金的专机已经飞到了苏联境内。但是柯西金想见总理的心情还是很迫切的,当即调转机头到了北京。这就是对世界有震撼性的1969年9月11号的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的会议。
  外交上这个行动是漂亮的。60年代我们讲大三角———中美苏,大三角是一个静态,中国跟苏联不来往,中国跟美国不来往,美苏两家来往频繁。中苏两国总理一会晤,这个关系动起来了,就像化学反应一样。
  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动了全部的情报机器,开始调查此次会晤的内容。再重要的情报取代不了面对面的会谈,所以1969年12月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上,一个美国大使,拉住我们一个翻译官,用几句话表达他的意思:我是美国大使,我要见你们代表团团长,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谈,美国对中国政策会有变化。这几句话很有分量,第一,美国大使;第二,我要见谁;第三,重要事情;第四,政策变化。报回去了之后,两边关系就慢慢恢复了。
  6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大变化,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四位老帅应该记一功。1969年,毛主席酝酿战略上的调整,想听听四位老帅的意见。四位老帅实在不简单,议论半天后,得出两大结论: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两条结论就为中美关系的破冰开了大门。
  1978年三中全会,国内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战争是打不起来了。浙江应该深有体会,改革开放之前“沿海前线不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首先发展的是沿海,没有这个时代的变化是不行的。
  中国的大发展,大概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的。1978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只有二三百亿,现在是上万亿美元。1989年到1992年,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世界形势如何: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巨变。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战争革命时代,那就意味着敌人大举进攻,我们该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邓小平说什么:“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还得开得更大。”
  多年的大发展,说明邓小平的决断是何等英明,而他的根据是时代变了。在看今天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时代变化。中国人的厉害就体现在与时俱进,方针政策正确了,就带来三十年的大发展。时代变了,很多东西要跟着变,不跟着变,就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外交的变化与发展
  随着中心转到经济上来,外交也有很多变化。1984年10月22号,邓小平在中央部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大体上是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一连用三个新,绝不是赶时髦,每个新都有它的含义:新情况———时代变了;新问题———1984年距离1997年、1999年距离近了,香港澳门的问题提上了议程;新办法———一国两制。
  邓小平那时候讲了几句话,外交部的人印象深刻。邓小平说:我们要回归的香港澳门,是保持繁荣稳定的,而不是贫困动荡的。他有了很好的设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考虑到中华民族和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同时考虑到外国在港澳的利益,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共赢。
  共赢在官方语言中出现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第一次用是1999年11月15号,在中美双方达成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之后,江泽民主席会见双方谈判代表时候说“这个协议是一个共赢”。
  当时中方的代表龙永图听到这个词非常激动,我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兴奋,他说:“你不知道,加入世贸组织最困难的,不是跟美国人谈判,不是跟日本人谈判,不是跟欧洲人谈判,而是跟中国人内部的沟通。”
  中国内部各方都有各方的利益,要去说服他们可不容易。想一想,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战场上可以共赢吗?革命能够共赢吗?只有时代变了,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才能够共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八个字,全世界一片叫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球化使大家的利益连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演变成经济大萧条,原因就是有国际合作,有国际协调。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年的历史一分为二,中国外交大概可以以改革开放划线。中国外交用三句话可以表达,第一句话叫做世界大变化,第二句话叫做政策大调整,第三句话叫做外交大发展。
  政策大调整,内政把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外交就要配合,外交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目标变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我们要为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而奋斗。共和国刚成立之后,我国参加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求生存;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毛主席提出一个方针“一条线、一大片、反对一个王八蛋”,就是从中国到美国这一条线,包括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也是为了求生存,因为当时苏联是我们最大的威胁;我们支持亚洲、美洲、拉丁美洲的独立解放战争,也是为了求生存。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求发展。中华民族面临1840年以来第一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不能错过。目标变了以后,接下来外交的主导思想变了,从利益不一样转向求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美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从邓小平到胡锦涛,跟美国人说“我们有分歧,但是我们也有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远大于分歧”。这就是求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最近发表的“白皮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甚至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个就是和世界大变化很有关系,这走向了我们的方针———求同。
  外交的主导变了,从斗争转向了合作,那现在还有没有斗争,有斗争,但是斗争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合作更好地进行下去。中美建交以来经过三次危机:1989年第一次危机,1999年炸使馆是第二次危机,2001年撞击事件又是一次危机,最后通过斗争达成了妥协。这个变化很大,外交政策不调整是不行的。
  我党的历史里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与时俱进。如果1978年中国不改革开放,那么1989年的那一股大潮就把中国冲乱了。与时俱进了,在国际风浪当中中国人就能够稳坐钓鱼船。
  世界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带来了外交大发展。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今年是中国恢复合法席位40周年。本人是去联合国参加26届联大的工作人员,到了那个现场蛮自豪的。代表团的法航班机接近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机长跑来告诉我们:“诸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机场有五百位记者在恭候你们的大驾。”下飞机时,看到黑压压的一片。我们是11月11号到的,15号联合国开大会欢迎中国代表团。在现场我很感动,联合国之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恢复席位,竟然开一天的会来欢迎它,57个国家代表发言,感觉是一股历史潮流推动中国人到来。
  1971年的时候,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现在建交国是172个,大部分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我们外交部统计了一下,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将近28万,每年不到一万人。去年则是五千多万国人走出了国门,每年六千多万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中国不开放会有这个结果吗?不开放就等于邓小平讲的“只有死路一条”,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


  对 话
    问:我们在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需要让世界来了解我们。我们该怎样让世界来认识中国的真实样貌?我们大学生有什么可以做的?
  答:怎样让世界了解我们,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政府的渠道。政府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方针,这是言论。更重要的是行动,中国人要用行动让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有好处,感到中国在对外过程当中是始终不渝、互惠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层面,浙大有几千名留学生,留学生与你们的接触过程,就是他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有一颗平常心。大学生走向世界要有眼光和胸怀,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有爱国主义也要有国际主义。
  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携起手来抗击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欧美很多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在大力地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对新兴市场有很大的冲击。我们如何应对这样不公平的全球化?
  答:首先对全球化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认为要看全球化的本质,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还是倒退的产物?我想应该是一个进步的产物。今天的全球化是在一个世界进步的背景下进行的。过去西方大国、殖民大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掠夺被一条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取代,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技术、商品、人才在世界上流动。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发展的机会,的确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由历史决定,你要改变它现在看来不大可能的。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化,中国人要像美国人一样参与规则的制定。
  问:最近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如何缓和地缘政治危机?
  答:对于我国地缘政治形势的估计,你说是越来越严峻,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挑战,这个在一定意义上讲有些道理。但是从历史上比较而言,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形势可能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相对较好的时候。
  南海问题怎么去解决?南海问题的“九段线”是1945年战后国民党政府划的,那个时候,很多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包括越南。这些岛屿,中国人最早去,在那里开始了生产劳动,所以中国是拥有主权的。这片海域边界并没有正式划定,因为“主权国家”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这个问题是一个国际争端。
  1984年10月22号,邓小平说出了他的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现象,曾经战争在国际争端问题是威力无比的,但是如今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许不容易,但这是一个路子。21世纪世界的变化告诉我们:谁举起战争的旗子,谁就走向孤立;谁举起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子,谁走向进步。

(根据吴建民2011年9月25日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录音整理: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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