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文化之“道”
作者: 黄铭  阅读数: 10515 

    “道”乃“形而上者”,超越有形可见之“器”而又内在于其中。大学文化之“道”,正是蕴含其中的大学精神。观赏一所大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大学形体的校园。形体与精神是一致的,形体之美反映了精神之美。由大学校园可见大学精神。
  浙大校园似乎与水特别有缘,从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到紫金港,这些校园名称都书写着水的韵律,呈现出“上善若水”之美。紫金港作为主校区,生态湿地的校园景观描绘了一幅浙大人“诗意地栖居”的画卷:漫步启真湖畔,不时看到一群天鹅与学生嬉戏。蓝天上白云在飞,晚霞下微风轻抚。春天花红柳绿,夏日草长树荫。校园的宜居之美让浙大人对自然保持亲切的态度。
  很早,《周易》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如果前者说的是自然,那么后者指的则是文化。文化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自然的人化。这种“人化”作为文明的成就反过来又培育和塑造了人,即以文“化”人。或者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大学文化因此被理解为以其特有的人文环境来转化受教育者。人文环境不仅体现在有形的器物层面,而且弥漫着无形的精神气息。当然,两者不相分离,所谓“道器”不二。
  无疑,理论上我们可以从“器”析“道”,并用理念、价值等抽象词语去刻画大学精神、去言说大学之道。然而,无论怎样抽绎,终究不能脱离“人”与“学”。因为,大学文化之“道”在人,大学文化之“道”在学。对于浙大而言,从竺可桢校长的“两个问题”到今天“求是创新”的校训,涉及的无非就是“为学”与“做人”这两大方面。
  “道”所以在人,因为惟有人能弘道。在大学校园里生活的有两类人,一是大师学者,二是莘莘学子。大师固然少见,但不乏许多有为的学者。这些学者长年累月出入书斋与社会、实验室与企业界而孜孜不倦,他们的学问研究不仅出于学术兴趣,更基于社会正义和民生致用,他们引入西学,但进行批判、比较和本土化。在世人的眼中,大学应是最有活力和充满生机的学术机构,因为其主体是年轻的学子。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指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人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这里的关键是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显然,此谓想象不是幻想,而是以事实为基础。它从具体事实中归纳出普遍原理,从普遍原理中揭示出各种可能性,由此设想一个新的世界图景,并最终能将之付诸现实。如此不断地化理想为现实,便保持了人的生命热情。青年人固然充满生命热情并富于想象,但获得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的学术想象力,则靠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学者去培养。所以,大学让青年人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其作用在于使青年学子们在知识增长和思想发展方面受一批充满想象力的学者们的影响。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居于其中的师生确实在传授和接收知识,并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和接收知识,这就带来了知识的创新。弘扬“求是创新”精神,要求师生在传授和接收知识时具有一种创新:这是一种新知识或知识的新应用。
  “道”所以在学,因为学问之道是本。但大学之学问,不是单纯获取知识,而是追求真理。真理需要“转识成智”,即将客观知识转化为人生智慧。为此,竺可桢指出“求是路径”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而且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就大学文化而言,开拓知行合一的“求是路径”,需要科学与人文互补。英国作家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说,我们的时代实际存在着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和科学家代表的科学文化,但两种文化事实上缺乏沟通。浙大作为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尤其需要人文的滋养和激励。不然,就如老校长所批评的:“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同样,马克思也指出,科学与人文的分化是受历史制约而暂时的,未来这两者将是一门科学。从知识体制上看,现代大学的学问之道基于学科建设。一个学者在专业领域的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出其独到的观点,这些观点联结起来便可著书立说,而成一家之言。一个学科的地位正是由若干个持一家之说的学者来奠定的。不过,学者具备的学养作为体制外的一种因素对于学问或许更加重要。在从观点到学说、从学说到学科的发展中,学者和学子的学养相应地被培养起来。学养是渗透于学问的一种精神气质,它超越学科之上而又表现于观点和学说之中,使之不俗。它是理智的,也是道德的。它散发出来,便是学风。
  最后,大学文化之“道”凝练为“德”。这种“德”是大学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高尚的品质。简单地说,它是受教育者最后学到的东西,也是最有用的东西。它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那是良知。如果教育在根本上是培养有德性的知识人和文化人,那么需要被培养的众多德性中的最高者就是良知。良知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知识。反之,社会责任亦须由知识才能有效地承担起来。所以,良知统一了知识和责任。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提到:“责任来自于我们对事物发展过程具有的潜在控制。当可习得的知识能够改变结局时,愚昧无知便成为罪恶。”上大学为求知固然不假,但通过知识为人类社会谋求福祉则是求知的宗旨。也许,这种知识和责任相统一的良知正是当年竺校长对浙大学子提的两个问题的一种答案:“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要问问自己,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这里,两个问题涉及为学与做人。关联于知识与责任,为学与做人也是统一的。或者说,知识与责任、为学与做人均是不可分离的。大学不同于社会的其它机构,它通过知识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学问培养社会人才。作为浙大学子,一旦入校便负有一种使命,即学习知识和承担责任。浙大人所认同的“求是创新”,不单是增长知识和发展学问,还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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