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好,“教”才好
作者: ■文/潘怡蒙  阅读数: 10514 

      2015年5月,浙江大学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十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收到的提案中,有一份来自公共管理学院代表傅荣校教授的关于《重视学科教材建设》议案。傅荣校认为,教材是教学思想、目标、内容及课程体系的载体,是课程得以实现的保证,是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标志。浙江大学作为著名高校,应该有反映自己学科建设水平的课程体系,和与之相符合的教材体系。但是从目前看来,浙江大学的教材建设尚不尽如人意。他曾经连续两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评审,但面前成堆的教材中,竟然没有一本来自浙大教师的。因此,傅荣校教授建议,要激励教师,尤其是著名教授、有竞争力的年轻教师,多出教材,出好教材。
  目前,教育教学大讨论正在深入推进中,对于“教材”,教授们又是怎么看的?我们通过邮箱面向各个学科带头人放送了调查问卷,本文结合调查问卷的反馈以及我们的走访,从教授的视角,谈“教材建设的重要性”。

  大家都认为教材非常重要
    在我们收到的“关于学科教材建设的问卷调查”反馈中,这一栏的答案,有两个无一例外的答案,一是“教材很重要。”所有的教师都认为,教学质量与学科教材的使用存在较大关联,学科教材是了解学科知识的重要媒介,对于学习和教学都有着关键作用。二是在“是否愿意参与学科教材的编撰”一栏,无一例外的答案是“愿意”。
  我们的问卷对象涵盖了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光电学院、化学系、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等多个院系。主要以学科负责人为主,任教时间较长,年龄多在45岁以上,职称多是教授或研究员。
  浙大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张泽说:“对学生而言,教材是不会下课的课堂。好的教材可以影响一个人一辈子,它能教会学习者怎样进行学习和掌握知识。”“大学课程中的教科书就是知识高度再生产的重要存在形态。”浙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说,教材是一个媒介,关乎教师、课程与学生。能源工程学院的俞小莉教授发现教材的重要性是在她为上课需要挑选教材的时候。“我上过十几门的课,每一门课我都要选择教材,这时我就发现这个质量的差异性很大。”而几乎每隔一个时间段,俞小莉老师都会接到几个外校学生打来的电话向她请教学科方面的问题,“当时不知道这些学生怎么会联系到我,后来才知道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我出的教材他们在用。”

  教师对教材的投入现状不乐观
    关于教材的关注,具有普遍性。一项在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所高校进行的约5000名大学生参加的调查显示,大学生集中反映的一个问题是教材过时。“一本好的学科教材应该能够涵盖本学科的基本内容,具有专业性和学术前沿价值,并能向外推广,实现大众化。”浙大机械工程学院的一名教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系列有影响力的教材,有的教材知识点很多已过时。
  “现在的问题是,越是好的大学,老师写的教材越少,像清华、北大还有我们浙大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俞小莉说,“甚至有这样的现象,编计算机方面的考研教材的人实际不懂计算机。在学生眼中,教材的作者肯定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本科生院有一份浙江大学教材入选第一批和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际级规划教材的数据,仅从数据上看,浙大在质和量上都不在前列。傅荣校教授说,浙江大学目前的教材建设不是学科体系化的,而是以特色教材、精品教材系列等层次体系化的,形成不了一个真正支撑学科的课程体系的系列教材。“有些申报的课程教材,只是浙江大学自己独有的课程教材,不具普适性,外校基本不用。”

    写教材很难
    我们从教授们手中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可以来算一笔账:一本教材平均需要50万左右的字,需要组织3-5人的团队,大概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张泽说,“教材很难写,一个是内容的更新上,一个是表达方式上,要求都非常的高。要有系统性,必须是从知识传承的角度,将知识点形成系统,对知识的发生发展做系统的阐述,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我们所说的“前沿性”,是指书中的讲述可以让学习者回去追溯,也可以顺过来推演,能体现当前学科最前沿的内容。”。
  一位年到50的教授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总是想把这么多年来形成的知识体系,系统地进行一个总结,变成教材反哺学生,教师就是以育人为前提的。”
  那么,为什么现实会不尽如人意?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多数任职教师难以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均衡,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教材的编撰中去。而在合著教材中,参与者之间的贡献认定也缺少相应的标准。另外,在教师评价考核体系中,教材出版并没有纳入教师的科研成果中,因此教材的编撰工作多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学校方面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俞小莉说,不说写,仅仅是翻译一本教材,就要花大半年,比一篇论文花的精力要大得多,但在评职称的时候,却没有用。那么努力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教材好,教才好
    “这几年清华大学的教材建设做的很不错,北京大学是将教材建设的考核纳入了整体考核体系,所以他们在教材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俞小莉说。
  陆国栋说,“从今年开始,学校已经将教材建设纳入了考核体系,不同的是,我们将考核指标下放到院系,由院系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和建设情况来确定比例并组织实施,同时我们还与浙大出版社合作,双方就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争取通过四年的共同努力,能共同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完成几百门覆盖浙江大学各学科、各专业的优秀教材建设,同时建立网络化、立体化教学平台,并凝练出浙江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打造具有浙江大学特色的教材品牌。”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浙江大学教材建设发展基金”,用于培育、鼓励教师写出好教材。
  据了解,教育部也将教材建设纳入了学科评估体系。“在上一轮的学科评估中,很多学科在科研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教材建设这一块却失分较多。”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娟琴说,院系开始重视,相继设立了相关的激励机制来鼓励老师们重视教材建设。“本科生院推出‘2014年度本科系列教材建设项目’申报后,报名比较踊跃,共立项了26个系列、63种特色教材,数量上有了很大提升。”
  2014年,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发起组织了年度十大教材的评选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师生们更多地来关注“本土”的高质量教材建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了解、关心、重视和支持教材建设,为年轻人带来更多能给他们深远影响的入门读物。”张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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